……人事无穷，而此为先。

因而他对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不是从汤、武革命的观点上来认识，三代明是革命，《春秋繁露》第二十三篇却称为三代改制，而只是强调三统、三正、夏商质文等制度上的变化。……《易》曰：利者，义之和也。

明知墨家之兼爱与儒家之礼不相容，别为大同、小康而说，谓姑先行小康之治，乃徐跻于大同，此《礼运》之所由作也。但自西汉中叶以后，今文学家已不能恪守其所继承的学术思想，已不能阐说其所继承的理想制度的精神实质，而今文学家又有其不敢鲜明提出其思想实质的先天缺陷，而其治学方法上所暴露的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的作风，更给予古文学家以口实，今文学家当然就不能抵挡古文学家的攻击了，因而在东汉中叶以后今文学也就逐渐衰微而终于湮灭了。这就无怪乎汉武不但能接受反而要加以推崇。反过来说，就是彻法施行于君子。易姓受命是禅让的学说，但董仲舒何以又要说继体守文之君（即世及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同时又把今文学主张的井田变为限田呢？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相容的精微部分，阿世者流一齐都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

统治者不准讲论汤武受命，就只好透过《大明》之诗披着阴阳五行的外衣来讲论了。革命、禅让、素王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学说。关于启蒙反思，我认为至少要顾及三个方面。

杜维明：启蒙心态是近300年来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譬如近现代对人类社会影响重大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而来的。他对民族主义的推崇，对清政府的批评，甚至对宋明思想的继承都体现了这种主张。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至今。我们先来比较一下世界上有影响的其他的精神文明，譬如基督教和佛教。

粗暴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则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也必然是肤浅的。他们甚至提出了如何培养新人，如梁启超的新民说。

到了我这里，就是海外新儒学第三代的发展。李琳：所有儒家学者对西方启蒙以来普世价值的批判，似乎都以挖掘出儒学的普世性为立足点，有这个必要吗？杜维明：非常必要。而现在致力于儒学已不难实现，譬如重点大学都设有儒学研究中心，像于丹、易中天等引发的国学热，其实在学术界早已有深厚的基础，他们的讲座是在学术界和大众之间架设了桥梁。在我看来，全盘西化往往是在悲愤心态下迸发出来的应对之策，强调对西方的文化有个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杜维明：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当然，后来军国主义的出现与之有关，负面的影响需要反思和总结。杜维明：对，儒学就关心这个话题，并且有新的创意可以提供世人参照。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杜维明：如果说完全从生活习惯、从文化心理结构来看儒家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今天我们可以把君改成国，天是指生命最高的价值源头，地指自然，然后是我的国家、父母、师长。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健康的传统资源都被调动起来了，来应对西方的挑战。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

对于儒家来说，这一生就在这个世界中发展自己，而不是等待未来的天国或是彼岸。而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则强调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认同，乃至民族文化主体性。

如果要选择的话，孔子宁愿第一去掉兵，第二去掉食，但始终要保持信，这是伦理的基本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反思的主线是从军事回应的失败到制度建构、到社会组织，而五四运动则走到最后一道防线——文化认同的层面上，把中国最好的精神资源看作是中国无法应付现代化大潮的制度因素。李琳：您刚才在第三点中提到启蒙心态对于中国走向的深刻影响，请问您能不能具体谈谈它在中国出现及发展的具体过程？杜维明：我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富强是挂靠在启蒙和制度建构之后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影响。同理，现代性、现代化也如是。而有动员能力的也只局限于地方。对于后者有种错误的认识就是，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在于脱亚入欧的建国途径，全盘西化做得好，抛掉沉重的封建包袱，而中国拖着沉重的传统包袱，所以无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中日维新的不同在于，日本是将所有象征性资源集中在明治旗下来开展革命。我们强调坚持儒学的根源性或者特殊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开发出儒学的普世价值。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并且在太空中看到自己的家园——我们生活的地方，看到以后发现地球的土壤、植物、动物、矿物乃至水源和空气都很容易被伤害，而且已受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无论是哪个教的教徒，都不愿意让地球继续污染下去。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

清政府作为儒家传统唯一合法的代表，长期压制着独立于朝廷之外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垄断了全社会主要的象征资源，因此，一些有志革新的地方官员无法在大的方向上对时代变革作出回应，只能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掣肘的夹缝中动用有限的资源，所以他们无法决定何去何从。在1985年，中国知识界还不敢想象以儒学思想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

我想着重强调的是，日本和美国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反而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而到了明治时代，儒学开始进入教育制度并深入民间，因而儒学的资源被充分调动起来。【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那么现在所谓的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通常是指第三期，19世纪以后、五四以来儒学的发展，主要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作出的回应。

当时的清廷是军事上遭受失败、制度上面临崩溃、社会秩序上即将瓦解，因而丧失了动员能力。中国的基本问题在于调动传统资源时无法发挥任何积极的力量，而打破真正应该破除的封建遗毒，特别是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负面的心灵积习时，又软弱无能，即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扬弃的没有扬弃。

从这个角度讲，辜鸿铭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首先，启蒙是一个历史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推动了重大历史进程的文化运动。

把启蒙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存在和文化现象而进行的研究相当丰富，但这方面的资源在整个文化中国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我们对这个现象如何出现知之甚少，那么就无从了解它在发生学中所探讨的机制。杜维明：应该这么说，如果一件事情能够描述得简单明了，我们就是要用最简单、最清晰的方式来描述，但是如果这种方式不能把现象描述得很全面，我们就不能为了追求清楚的表达方式，而忽略了复杂的层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出学术界、知识界和文化界三个领域。另一方面，他在研究古代诗词歌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现在的年轻人不太读这些，但他的工作毕竟引起了一定的重视，所以现在有识之士开始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开始重视国学。如果粗暴到完全抛弃传统，而又割不尽糟粕，则西方进来的也多为糟粕。1990年借调至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入世并不是指你刚才提到的参与各种媒体活动，入世完全可以在学术界体现，甚至体现在一种深刻的哲学反思。而杜维明教授自己在访谈中却一再表示，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那样的老师辈学者才算得上儒学大师，而自己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2009年9月，杜维明在第二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演讲三、启蒙与现代主义李琳：源起于西方的启蒙思想10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启蒙所塑造的一系列价值观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被视作先进、现代的价值理念，自五四以来指引着中国的现代转型，而您在著述中一再反思启蒙精神、反思现代主义，似乎不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之时宜。这种复杂状况在鲁迅笔下得到了最深刻、最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应该说，有人文关怀的学者所面临的挑战更大。这就是所谓的入世，对于政治要有所关切，能够参与社会，特别重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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